不断地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难道中国经济只要控制了流动性就能解决问题？先看看一些“表面”的现象，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到底需要什么。

    游资

    游资近年来非常活跃，采用我们最熟悉的“游击战术”，转战于各大战场。

    游资不是“天生”的，大多来自前些年在“实体经济”中的收获。现在，它们从实体经济中逃离出来，打起“投机”的主意，这只能说明在实体经济中赚钱不易。

    工资

    近两年工资不断攀升，有的企业老板告诉我，保底3000包吃包住，都不好请到人了（指的是技术工人）。

    利率

    随着央行不断收紧“钱袋子”，银行间拆借利率居然超过了贷款利率，说明商业银行资金非常紧张。

    中小企业

    银行资金紧张，受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本来就融资难，现在则是难上加难。一些扩张过快的中小企业，面临倒闭或已经倒闭。

    以上这些现象，彼此是矛盾的：企业经营受到银根紧缩的影响，应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减少，应该工资下跌。虽然经济学早就提出了“工资刚性”理论，但那是会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的。然而，现在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此其一。银根紧缩，通胀率就应该下降，但近年的CPI，一月比一月高，此其二。

    这些矛盾的现象似乎在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不是可以简单地用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时候了。经济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要经历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效率驱动阶段。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变，靠流动性的收放或财政政策的紧松是难以解决的。这需要市场的“阵痛”。只有那些该淘汰的被淘汰之后，新的经济力量才会诞生。

    本来，中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积聚了很多问题。这就好比一个人，已经跑了很久很远了，还要强迫他跑下去，于是只有吃点“兴奋剂”。但吃“兴奋剂”的后果，是损害这个人的身体机能。本来休息一下，身体可能不久就恢复了。中国一直以来采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方子”，形成了现在这个“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这对于此前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的市场还一直处于发育之中，难以有效而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但我们应该以培育市场为重，这样才能使经济健康。这就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当子女还很弱小时，父母应该多承担些职责，但如果一直把子女视为“长不大”的孩子，那子女也许就真的“长不大”了，到了要让子女担负重任的时候，还是只有父母出面。但当父母力所不能及时，子女却没有成熟起来。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中国经济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还得靠培育市场，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少插手，免得在一旁“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