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最近的地方公务员考试中热传一条很脑残的考题：“领导把你交上去的调查报告的数据更改了，上级查出来了，追究责任，领导让你做深刻检查，你怎么办？” 此题出于6月22日、23日进行的2011年陕西省录用公务员考试商洛考区的面试题，网友一经贴上网，立即被疯转，有人认为这种考题“实在太犀利，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上网下一片骂声，说公考沦落到研究“背黑锅”的境地，可见厚黑在官场是多么畅销。仔细咂摸一下，话虽义愤填膺，事实上却没什么道理：因为这是一道情境类的问题，好比问你流氓好还是善人好，题目本身并无任何价值倾向，你偏偏要像看《红楼梦》般“淫者见淫”，很没道理。

　　公考关注“背黑锅”话题，总比研究些不痛不痒的“主义”可爱多了。或者说，就算公考避而不谈，不代表纯洁的考生就碰不到此类问题。“领导把你交上去的调查报告的数据更改了”——这是一个很有写实意义的命题。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诸如此类的生活感受，见识的还少吗？早在09年底，住建部就宣布中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约30平方米；至于应届大学生的就业率，官方数据基本保持在93%左右；而不久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河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30303元……这些数字，局外人的惊诧不说，当事人也是重重疑虑，公众自然有理由质疑：谁敢保证这些数字在“接力”的时候、没被个别领导添花一笔？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弄虚作假、虚与委蛇，难免会有东窗事发的时候。出事了，丢卒保车还是有一说一，不仅仅是够不够哥们意思的问题。我们都在争论要不要“背黑锅”——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体制之内，只要有“黑锅”出现，那么你就只有两个选择：愉快地“背”，抑或假装愉快地“背”。比如历史课上隆重推介了一晚清“卖国贼”，名唤李鸿章，从小咱就把这李老汉恨得牙痒痒。但问题是，行政常识告诉我们：董事长是慈禧，总经理是同光二帝，中层里还有很多“六王爷、七王爷”，若按爵位排排坐，李先生恐怕连“十把手”都排不上，他有什么权力可以随便签约？问题是签了之后为什么上司、上上司都无反对？这话当然不是要为谁翻案，而是论证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权力结构上，责任的分布有自己的“规则”与“秩序”，由不得你一往情深还是满腔热血。

　　在百度输入“出事+临时工”，几十万相关网页跃然眼前。出事的司机是“临时工”，出事的教师是“临时工”，出事的城管还是“临时工”……然而1995年《劳动法》开始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新的劳动合同法根本上就终结了“临时工”一说。但问题是，“背黑锅”还是临时工最拉风的工作。那么，我们不妨问问曾经“黑锅”在背的当事人——你有选择不背黑锅的自由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领导对你掌握着生死予夺的大权，且这种权力弹性很大：乖，就明里损失暗里补；不乖，就合法伤害权伺候。

　　所谓“黑锅”，其实就是可以转嫁的责任，如果行政责任不能“一个萝卜一个坑”，就算个别节操高尚者以死相抗，权力总能找到另一只（或者另一群）“替罪羊”。世界很大，找个背黑锅的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将一分权力与一分责任对应起来，让产出“黑锅”的机制消弭于公共政治的澄明。就此而言，当务之急有二：一是权责利的划界宜细不宜粗，二是加强权力监督与制衡，严控权力的体制外能量。只有“黑锅”没了，背不背“黑锅”才不至于如此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