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一直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首要任务。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抑制通货膨胀依旧是政府宏观经济的首要任务”。为抑制通胀，央行在半年时间里，三提息、六提准备金率。笔者认为，央行的这些措施通过收缩流动性，提高资金成本，从而抑制需求，确能起抑制通胀之效，但也不能忘记增加供给也是对付通胀的一项利器。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通胀，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失灵，于是各经济学派蜂起，寻求治理通胀的新理论和政策工具。其中，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最有影响。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在经济学领域浸淫多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因此有人为他这一派学说送上“主义”的桂冠，称为货币主义(Monetarism )。如今国内经济界还常有人引述他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学派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要靠减少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

　　供给学派成员较为复杂，有经济学教授，也有政客和官僚。他们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共同之处是在媒体上积极鼓吹治理通货膨胀要靠增加供给，提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以刺激厂商积极性，增加供给的政策主张。有人讥讽他们是“供给那一边的(Supply Side)”。

　　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学说都有缺陷，但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当时确有一定可行性，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货币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供给学派也成功地说服了里根，吸收“那一边”中的重要成员参与政策制定。美英等西方国家也确实在这两个学派影响下，成功地治住了通货膨胀。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们今天治理通胀也许还能有点儿参考意义。

　　有评论认为，现在央行所采取的一些货币政策措施很有货币学派影响的痕迹。对此，笔者有同感。但更想说的是，当年供给学派主张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增加供给对付通胀的主张，可能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因为，在十多亿中国人还没过上全面小康日子的情况下，靠压抑需求治通胀，让老百姓少吃点儿，少喝点儿，未必是上策。

　　当然，当年美国国情与现在中国国情不同，供给学派帮助里根政府制定的具体政策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现状。中国目前的通胀主要表现为食品价格上涨过快。而中国不仅已经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对一些农业生产项目提供补贴，因此不可能靠减税刺激农业部门增加供给。但是，中国食品价格中，流通费用占比很大。这些流通费用中，有多少是税？又有多少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费”？能不能通过降低流通领域中的税、费，刺激流通领域增加服务供给，从而降低食品价格，抑制通货膨胀？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