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指标后，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紧记并一定要完成它。没有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很可能造成强迫命令，以行政干预为主，甚至会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为实现增长目标而牺牲生态环保。又会出现宏观经济增长大摇大摆、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
 
    我们应该看到，在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当中，没有一个是把硬性的增长率指标当成奋斗目标的，现在都改成用预测值了。

    如果不改的话，仍然用增长率作为指标，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对城镇化也是不利的。比如说定了增长率是百分之几（7%或者是8%），定了指标以后，从中央到各部委到各地方，都会紧紧记住增长指标是多少。这容易形成一种现象，既然宣布增长指标了，我就一定要完成它。这样的话，增长目标虽然可以完成，但是效果往往不好，没有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还很可能造成强迫命令，以行政干预为主，甚至会出现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新一轮为实现增长目标而做出的在生态环保方面的牺牲。

    另外，将增长率指标定为经济增长目标，也不科学。因为经济形势在变，用一种硬性的指标作为增长争取达到的或者是必须达到的指标，我们的工作就会很被动，而且又会出现宏观经济增长的大摇大摆、大起大落、大升大降这样的现象。所以根据这样一种考虑，许多经济学家也包括我在内，一再呼吁要改用预测值作为目标。比如说，我们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多少，这就是预测。预测并不是一定要完成，但可以争取，形势变了，预测值也可以变，每个季度做调整，如果预测值太高了，就根据情况降低一些。这样做，才能主动而为，而不是被动应付，这样就不会造成很多损失。

    我们知道，路径依赖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大问题。人走老路走惯了，走老路已经适应了，你让他走一条新路，他可能会说过去没有这么搞过，不能走。路径依赖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影响的，要克服走老路的习惯。预测值是新的路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应当逐渐转入正常的轨道，预测值有利于经济回归到正常的途径上。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果长期能保持6.5%-7%就不错了，这是全世界都少有的。

    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一定要心中有数。问题是什么呢？要懂得，我们的实际增长率，比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增长率要高。为什么呢？举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中国从来是不计入GDP的。第二，农民义务劳动性地兴建一些公共设施，比如说在村里修桥、修路，在路边盖一个凉亭，或者说冬天在山区盖暖房（给走路的人烤火），这些都不计入GDP。第三，农村出来到城里当家庭保姆、月嫂和奶妈的，这些也不计入GDP。第四，个体工商户的营业值实际上肯定要比统计的多。

    有人说个体户的数量和缴纳的税在下降，这是不真实的。我国民营企业的产值已高达60%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产值要少于民营企业。年终统计的时候，国有企业可能有虚报收入的情况，因为虚报可以增加自己的政绩，但是虚报也不会太多，虚报太多会露馅。但是民营企业不会多报，它能少报就少报。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民营企业的少报，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多报。

    对这些情况心中有数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下降。这样的话，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可以少考虑些增长指标问题，多考虑解决好就业问题，能解决多少尽量解决多少。新农村建设，实事求是地讲，不要再追求浮夸之风，追求浮夸之风对我们城镇化是不利的。假如把经济增长指标改成预测值的话，相信我们的城镇化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