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性下滑已经形成。

　　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7.3%的增速，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新低，自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超过四年的增速趋势性下滑，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1.6%，与9月持平，为四年七个月以来低点；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2个月同比负增长。不少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已处于轻度通缩状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迈入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新常态”。但中国2013年人均GDP达到6300美元，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水平迈进的关键时期，在本届政府订立的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约束下，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应该以及可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增长水平，经济增长的动能何在？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宏观经济政策究竟应如何取向？

　　海内外普遍认为，由投资向消费的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前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出口基本是比较难控制的因素，近年来已经从2007年的峰顶大幅下滑，短期内很难再恢复元气。目前中央推出“一路一带”等刺激外需、转移产能的计划，效果如何，还需要假以时日。投资和消费应如何驾驭，市场则多有争议。

　　在2008年的大规模刺激之后，中国的投资率快速攀升，近年维持在接近48%的高位上；消费率（消费支出占比GDP）则从2008年谷底的46.975%开始，扭转此前不断下降的趋势，缓慢攀升，2013年超过50%，但在国际上仍属于较低水平，低于印度（超过50%），更低于美国（70%以上）。

　　投资率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资本形成意指，在固定时间段（如一年）内，（一国）资本存量（包括有形资产如基础设施、机器设备，无形资产如金融资本等）所增加的量。

　　不少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受制于较大的贫富差距，居民收入水平仍较低，消费短期内难当拉动增长的大任。

　　更有观点提出警告称，如果一味降低投资率刺激消费，而非用有效率的投资来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投资率过高，且投资主体以国企和地方政府为主，造成效率低下、腐败丛生，也持续打压着消费增长。

　　如何走出投资消费的这一困局？“新常态”下，如何重新定义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投资消费的内涵又该有哪些提升，相应的改革应包括哪些内容？这一讨论对于中国中长期内的经济走势有着极强的政策意义，直接关系着政府的政策制定、行为模式乃至相关改革的推进。

　　新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2015年的增长目标和政策正在紧锣密鼓制定中。截至11月3日，已经公布前三季度GDP数据的29个省份中，18个省份的增速较上半年出现回落。在各省布置四季度经济工作的会议中，狠抓投资和项目建设再成关键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认为，要走出投资消费困局，最重要的政府行为转变就是降低增长率目标，辅之以投资主体及机制的优化、目标更为明确的国企改革、财税及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与改革多管齐下，才能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适度降低高企的投资率、促进消费，在避免大危机的同时，让中国经济步入更可持续的轨道。

    “拉消费是个慢工”

　　中国消费占GDP之比的攀升速度异常缓慢——尽管过去五年一直处于趋势性攀升，打破了之前十年下降的趋势。

　　对中国的消费和投资数据，各类质疑从未间断。不少国内外专家认为，中国统计数据失真，可能存在消费占比被严重低估、投资占比被严重高估的情况。不过，拉动增长取决于投资及消费各自的趋势性变化，与两者绝对或相对水平并无关联，因此，关于数据准确性的疑问并不影响两者对于增长作用的讨论。

　　根据美中商会的数据，国内最大的100家零售企业在截至9月的一年里销售额仅增长0.1%，远低于去年同期10.1%的增幅。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消费一类在2013年增长11%，低于2008年至2013年15%的平均增幅。

　　2014年上半年增速良好的家庭消费，在三季度有所放缓。对此，宏观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总监白安儒（Andrew Batson）认为，这反映了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增长放缓的滞后影响，企业在为员工加薪方面变得不那么慷慨，进而影响了消费。

　　对工资收入增长放缓的分析，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k Lardy）并不认同。他对财新记者表示，当前城镇新增就业与高增速时一样强劲，工资收入仍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

　　“悖论就在这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对记者说，“人人都知道中国应该增加消费”，但这不是一个短期内具有操作性的政策，不是政府搞补贴就能解决的。中国70%的人口——一半农民工、一半农民——由于教育、住房等基本需求还未解决，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尽管在近年增长较快，但绝对水平仍然很低，制约了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则相对较低。

　　10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会议称，在稳增长动力中，消费需求规模最大。会议要求推进一系列措施，重点推进包括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在内的六大领域消费。

　　“拉消费的工作是个‘慢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对记者表示，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意味着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增长质量提高，也意味着增长成果将会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

　　如何激活消费，兼顾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重担，财政政策应是个有效工具。回顾中国过去的调控历程，财政政策通常更侧重于调控投资需求，往往忽视了对消费的拉动。

　　传统上政府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对经济的刺激效应，但是挤占了本应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服务不到位，影响了居民的心理预期，消费信心不足，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基本达成共识的是，正是因为财政支出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造成当前高储蓄不能顺利转化刺激消费。

　　财政支出不可能一夕到位，关键在于调整财政支出和收入结构，令财政的公共职能逐步到位。

　　支出方面，应逐渐减少财政资金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同时在财政“缺位”或者“不到位”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压缩政府自身消费引致的过高行政运行成本，尽力提高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对记者举例道，当前中国医疗、教育等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至6%，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很多国家这方面的投入比重都在10%以上。

　　在收入端，财政需要调整政府收入结构。哈继铭表示，多年以来地方政府享受了土地，尤其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带来的财富效应，直接推高了投资。如果政府能在土地流转和所有权方面有所改革，使得农民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就能够产生财富效应的转移。

　　同时，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税收体系。

　　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的税收负担容易从生产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加重消费者的购买消费成本；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非常小，2013年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6%，且工薪阶层是缴纳主体，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十分有限。

　　在目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中，完善税收制度所涉及的个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改革，都将对消费产生一定刺激作用。

　　但是，对消费率的增长及其效果则需要态度谨慎。“最近几年每年调整1个百分点，多一点的话，两年（消费率）提3个百分点——这还是在各项基本改革都做了的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客观的预期。”樊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