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底，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亚洲金融界500多位政界和商界人士齐聚，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和印度工商联合会举行的亚洲金融合作会议。这些亚洲金融精英并不满足于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认为亚洲应该在重大机制和规则制定上发出更多声音，会议讨论主要内容包括资本市场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
　　数百位参会者中，有时任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的金立群和中国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两人坐在一起，聊起建立投资基础设施的银行，一拍即合。此前，郑新立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时曾去柬埔寨和老挝考察，那里落后的基建让他印象深刻；金立群在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的任上，也曾去东南亚考察，感受到当地发展基建和经济的迫切愿望。
　　孟买会后，郑新立和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又去了孟加拉。那里的基建状况，再次让他们感到发起设立一家投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孟买回国后，金立群从中国投资公司转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Foundation）受托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任理事长的国经中心，将一份反复修改的报告传达给中央高层，并得到批复。知情人士表示，高层很支持。
　　2014年1月起，金立群兼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财政部筹建工作组组长，开始马不停蹄张罗该行成立事宜。最终，57个国家加入亚投行，涵盖美日之外多个主要经济体。金立群的筹建工作，也获得了国内外不少肯定，出任亚投行首任行长，可谓众望所归。
　　“亚投行的成立，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和很多关注亚投行人士一样，郑新立持此论。

天时地利人和
　　亚洲基础设施的缺乏，亦为多边开发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深知。2009年8月，亚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联合发布名为《打造亚洲无缝衔接的基础设施》的报告，称2010年至2020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所需基建投资超过8万亿美元，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所需投资近3000亿美元。这份报告之后被广为引用，包括金立群。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础设施亦成为各国建立长期投融资机制、推动经济发展讨论中的一个热点。2013年2月，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经合组织（OECD）发布报告称，长期融资缺口日益突出，在基础设施领域尤其严重，未来几年或将拖累世界经济，中断新兴国家走向高速发展的道路。观察G20会议的国经中心研究员徐洪才表示，2009年G20峰会就呼吁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大投资力度，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因为商业银行有顺周期特点，危机蔓延中惜贷情况比较严重。
　　不过，2013年前亚投行成立的条件并不成熟。“我觉得亚投行的概念是在习近平主席上任后成形的。”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前首席代表魏图告诉财新记者，早在2009年到2010年，他就听说中国官员谈论一个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但并没有多少进展。
　　2013年7月得到高层批复后，亚投行的进展变快。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首次对外提出亚投行的倡议。
　　10月7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表示，当前，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巨大，特别是近来还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和金融市场动荡等严峻挑战，有必要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为此，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与域内外多边开发银行一道，共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此前，在同印尼总统苏西洛举行双边会谈时，他也提出这一倡议。
　　谁来实现倡议的落地？英文出色、喜欢莎士比亚、有亚行工作经验的金立群被认为是合适人选。在一些国内人士眼里，金立群具有惟一性。2014年1月，金立群出任亚投行财政部筹建工作组组长；10月，他从中金公司离职，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2015年8月，筹建亚投行第六次谈判代表会议上，他被推选候任行长。
　　金立群被认为善用人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前驻华首席代表杜大伟告诉财新记者，亚投行协定（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和世行的很像。作为多边银行的鼻祖，世行的经验广为后来者学习。亚投行筹建过程之初邀请了八位退休的世行员工，七位都是美国人，就协定、环保标准、社会政策标准、采购和治理等问题提供咨询。其中一位是在世行有着30多年经验的律师利希藤斯坦。
　　“我们合作非常好，包括亚投行的组建，我们都得到了世行和亚行很大的支持。”对于世行和亚行的贡献，金立群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2015年5月，亚行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与金立群首次会晤。亚行表示，此后开始为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提供支持，特别是在亚投行业务政策制定方面（包括采购、环境和社会保障等）；9月，双方表示就确定联合融资项目合作达成共识。2015年10月，世行表示进一步加强与亚投行的合作，并将确定未来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包括联合融资等机会。表达与合作意向的，还包括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

加入与谈判
　　回顾亚投行成立史，一路见证的金立群坦言不可能没有压力，有些时刻让他难忘。
　　2015年3月31日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机场，由于天气原因，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金立群的航班被延误，等飞机的同时，他们也等来了赶在截止日——3月31日——加入亚投行的报名信息，“晚上11点50分左右，还有国家加入”。史耀斌是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八次谈判会议均由他和不同国家的代表联合主持，金立群报告工作进展。
　　首次谈判前，2014年10月，印度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另一新兴经济体印尼过了一个月才加入，此时亚投行幅员限于亚洲，最西边可达海湾国家（如科威特），并不见欧美发达国家身影。
　　忆及科威特加入亚投行过程，科威特大使祖维赫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2014年年中，中方相关单位来使馆，向使馆外交官以及他本人提出相关想法，科方对这一倡议“积极响应”，成为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七国中最早加入的。
　　类似的接触还发生在中国和发达国家，包括和尚未加入的美国和日本之间。不仅临时秘书处不断做各个国家工作，中方的分工中，财政部也在做一些国家的工作，“不疏忽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从困难（的国家）着手，往最好的方向努力。”金立群称，美国和日本的担忧主要包括银行标准，特别是环境保护和移民问题上。金立群也曾到访日本财政部，也与美国财政部、国务院、白宫人士讨论。尽管很早跟美日沟通，甚至表示“谈得愉快”，最终两国暂未加入。
　　那边厢，3月12日宣布加入的英国掀起发达国家加入潮。此时，意向加入亚投行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加上截止日当天在阿拉木图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大原则均已定好，体现中国的发展理念，发达国家加入的前提是不颠覆亚洲国家已有谈判的成果。
　　金立群表示，特地增加了一次会议，也即第四次会议，以给新来的20多个国家一次充分讨论的机会，及至5月第五次会议达成章程协议时，“大家心情比较愉快，虽然晚来，但对于章程和其他重要的政策，也有发言权”。
　　6月29日是亚投行历史上重要的日子，人民大会堂内，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举行，
300多人参加，亚投行“基本大法”面世。此后的三次谈判主要围绕政策文件，包括人力资源、业务政策、财务政策、环境安全保障条款等。
　　对于环保政策谈判，金立群坦言，更加慎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它们的声音并不弱，多花时间磋商，不可避免。”
　　尽管对于八次谈判，金立群的评价是效率很高，但这一过程着实让他感到，创新谈易行难。在世行和亚行均有工作经验的金立群，极力反对设立常驻执行董事，称常驻增加费用，有执行功能的董事导致权责不清，这一弊端广为人知，但鲜有机构对此进行改革。
　　“我不是非常驻董事会的原创，但是第一个践行者。”金立群表示。2015年12月25日，股份总和占比50.1%的17个国家批准了亚投行协定，协定生效条件达到，亚投行正式成立。12月31日，和中国在南海有龃龉的菲律宾签署协定，至此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全部签署协定。
　　亚投行已成立，全球关注的目光更多转向首批项目。保险起见，据悉首批项目中并无燃煤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力、交通和供水。
　　1月5日，金立群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将认真研究中国政府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欧盟提出的“数字单一市场建设计划”等，重点投资信息及相关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引人遐想。
　　春节后，金立群和同事将从金融街乙九号搬进另一栋建筑，也在金融街。作为《摩根财团》一书的校译者，金立群在推荐序中提及J.P.摩根保留大本营华尔街23号的故事，认为不可忽视象征意义。对于亚投行筹备期间的这个临时办公地点，金立群表示，“我希望把金融街乙九号作为我们永久总部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意义。”

《财新周刊》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