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新热词,被作为十三五期间经济工作主线而确立。因为提供终极产品的是企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弄清并能顺利推行供给侧改革，对这场改革将起决定性作用。

   国企改革，轰轰烈烈搞了几年，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对的但是很难得到落实：国企扩大规模速度，没有等来繁荣兴盛，却留下一堆沉重的包袱；转型升级讲了若干年，嘴皮起茧了，似乎向中高端的路仍然遥远；保增长是整个“十二五”期间排在头一位的主题，然而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的企业效益同比下降6.1%，成为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打破垄断年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然而混合所有制经济几被暂停；股市也是实体经济，没有等来6200点，却等来一场空前的股灾，被迫回到真正的实体经济上来；……确实，打破改革的局面太难。正在国企改革困难重重时，一架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透露的信息重大而沉重。它超出理论家的探索，显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显示中国发展思路发生重大变化。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因为从2011年经济下行难以遏制。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找到了办法，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

    我们往高处站站，从前40年来看，可能是另一个感觉。这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重启。2015年11 月，习近平提出供给侧改革，提出5大要素，被称为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我从1978年起便投入了经济改革，参加四次经济改革全过程，几乎没有留下空白，而且一直在焦点问题上发言。我认为，中国四次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也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而且总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催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原体制下进行机制创新，内容开始是物质奖励、厂长负责制，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商品经济，其后是企业承包责任制与三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具有体制封闭性特征，一潭死水，死气沉沉，体制外的改革乡镇企业很有气势；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搞了五年，啃不动，1995年8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看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发端，1998年后的三年去产能，把轻工业推向市场，接着把一批央企从政府分开。第三次，是2002年加入WTO，内部体制机制因为刚刚动过，虽然很不透彻，但是红利出来了。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手搞开国资改革，并没有大的突破。后来也没有大动，但是融入国外这个大体制，产业梯次转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回过头来看，199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483 亿，去年是15 万亿，增长了27 倍，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构成主要是企业税，数字足以说明加入WTO的红利。现在的供给侧是第四次重启，这场改革是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开始就很被动，国际体制优势变成劣势了，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经济下行。搞了两年，僵持着，推不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了供给侧改革。

    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的是供给侧改革，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几乎每轮经济体制改革都分成两块，前面吆喝得厉害，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几年，再换一个法子。第一轮是1978年开始，1984年强调商品经济是第二阶段；第二轮是1992年开始，1998年“三年脱贫解困”是第二阶段；第三轮是2002年开始，实际上是2003年国资改革开始，2005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第三阶段。第二轮与第四轮经济改革特别象，都是最后两项改革合龙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当我们踏进2016年门坎时，不由得想起1997年的年底。此前连续五年的国企改革，也是总难突围。从1998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于是有了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与国企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似乎历史的轮回又把我们推到到这一关口，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现在，中国的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已经在路上了。这四轮改革，大体上是每个阶段十年时间，正好对应中央四代领导集体。这样一看，对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我们便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了，恐怕对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了。

  我们放下望远镜，再换上定焦镜头对第二轮改革与第四轮改革的第二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对供给侧改革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了。我国国企目前面临的局面与1997年非常相似。财政部4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企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国企同比下降1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停产的国营钢铁企业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这些消息背后，是国企面临的严重困境。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上一轮国企改革过去20多年后，国企俨然又“旧病重犯”。

    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负债率高，亏损严重。1997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高达342亿元，占当时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61.7%，亏损面积达47%，而企业负债率则平均高达78.9%，其中，煤炭、纺织、森林、军工等部门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80%左右。第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投资收益率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分别约为4.5%、2.5%和2%，而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这三年中分别约为11.5%、10.5%和10%。第三，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加入WTO前，国家财政用于国有企业的补贴累计达3653亿元。此外，除了财政补贴，国有企业还可以享受比非国有企业低许多的地租、贷款利率等“隐形补贴”。

    造成国有企业亏损和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国企的活力。受之前计划经济的影响，1997年之前高度集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二是，冗员问题严重，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1997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为2400多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25%—30%。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每年要负担2740亿元的职工服务、社会事业、养老金等费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有226亿元。第三，产能过剩，价格竞争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1992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在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源错配严重，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亏损部门，1992—1996期间积累了大量低效的产能，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40%。产能过剩带来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持续的价格战压低了产品和相关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客观上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来自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一情况在纺织业中最为常见。

　 为什么上世纪末的已初见成效的国企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里逐渐冷却？为何国有企业这些原有的问题会重新出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政企不分”改头换面。第二，中国加入WTO等关键事件客观上削弱了改革的政策影响。这些原因使得当下的国企虽然存在诸多问题被掩盖了，2012年后失去全球化体制优势后，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2008年，政府决定投入四万亿，86%的资金被用于交通运输、能源设施建设、地震设施建设和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中大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极高，而最终取得投资的也是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而这些投入回到了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本就产能过剩的行业，使得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更低，资产负债状况加速恶化。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已经不能再回避国企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比一下，我们便明白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为什么要把焦点定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了，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消除供给侧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从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调整。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调整，它不同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同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它强调的是改革，是把1997年那场没有完成的改革再搞起来。这样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又连到一起来了，找到了共同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就是市场配置的决定力量，让国企更有活力。最后，还是回到市场体制上来了。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的经体制改革。

   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国家实践，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理解这一改革对中国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以求行动更自觉，从而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找到最基本的脉络，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新供给的主体是谁？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

    新供给的形态？生产，是实体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重点？是搞重化工业，而国企70%集中在重化工业。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把原来国资掌握的部分行业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让社会资本愿意投入企业（增加供应）。

    通过供给结构调整，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财税、金融、社会保障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国企改革还没有落实，又是供给侧改革，两场改革是替代还是重迭？ 可以这样理解，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共同的终极点是按照市场配置资源。

   “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在哪里？“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目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了：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重大选择，也是中国企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轰轰烈烈而又步履艰难的国企改革找到了外延，也找到了内涵，对准了目标。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一种时代共识，应该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一种共识，也是让中国重新获得改革红利的必由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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